【深度】张燕玲：特朗普减税，中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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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下一步税改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直接税改革，并且，结构性减税、企业减负、规范非税收入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特朗普为何大幅减税
美国税高——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税负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公司所得税为35%，个人所得税分7档，从10%到39.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法定税率是21.7%。
经济复苏无解——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过去9年，但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虽然各种招式不断变换，但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各阶层贫富差距大——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相比之下，美国的基尼系数较高，近些年来维持在0.46之上，表明美国贫富差距较大。
减税能否导致投资增加？按照特朗普的预想，企业减税了，相对来说利润增加了，企业主投资的积极性更高了。低税收还能吸引各国企业来美国投资的积极性。
减税能否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特朗普当然明白，由减税到美元回流、企业回流、增加投资，是有一定时间过程的。而且，减税初期的一两年，一般来说，反倒会使财政收入减低，这也是正常的。
减税能否刺激经济繁荣？按照特朗普的设想，税负减低、美元加息、美元升值、企业回流、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全面繁荣，这是符合逻辑的一连串的递进关系。虽然也有风险，但很值得一搏。
美国税改法案的前景和外溢效应分析
2017年12月16日，美国当地时间5点30分，美国国会公布了特朗普税改参众两院最终合并版本的法案。在众参两院通过后，特朗普总统在圣诞节前签署此法案，以实现他给美国人民圣诞礼物的承诺。
参众两院合并版的税改要点主要包括：
（1）降低富人的最高收益率至37%；提高最高税率门槛，个人为50万美元，已婚夫妇为60万美元。这是富人的重大税收减免。
（2）从2018年1月1日开始，公司税率从35%下降至21%。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减税。
（3）州、地方和房产税收抵扣1万美元。允许抵扣任何州和地方税，无论是房产税、收入税还是销售税。
（4）儿童税收抵免——每个孩子2000美元。对于那些收入低、无需交足够的联邦税来避免这部分额度的家庭，可以从政府拿到补助，现在限额被提高到1400美元。
（5）“个人健康保险的强制购买”将在2019年被取消。从2019年开始，美国人将不再被要求必须购买健康保险。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这一变化将增加保费并在10年内使没有保险的美国人增加几百万。在此期间，政府支出也将减少3000亿美元。
（6）遗产税门槛提高到2200万美元。被反对者称之为“死亡税”的遗产税没有被废除，但门槛大幅提高。现在人们在财产、股票和其他资产上继承的第一笔1100万美元不会被征税，已婚夫妇是2200万美元。
税改最终定稿版本的信息透露两个显著变化：其一，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留存征收税率，新版本改为按照15.5%的税率征收，且无差别。税率翻倍，将进一步刺激美企汇回本土。
其二，企业税率从35%调降至21%，2018年1月1日开始执行，没有缓冲期。这样的话，税改产生效果的时滞性更加缩短，对全球一些外储结构脆弱的国家冲击更大。
总体印象是，在企业减税的名义下，企业主得到实惠，穷人沾了些光，富人成了大赢家，顺手把奥巴马医改方案灵魂抹杀。
美国大幅减税吸引了全球关注，有三种观点最有代表性：一是“阴谋论”，认为美国税改是针对中国的“税收战争”；二是“赞歌论”，认为美国税改将引发企业回归，最终税收不减反增；三是“不负责任论”，认为美国税改是“美国优先”内顾型政策的突出体现，必将引起全球竞相减税，似乎跟进减税成了保持企业竞争力的不二选项。日本媒体透露，安倍政府直接下调实际税率，虽然企业收益有所改善，但却发现有些企业没有把减税利好用于投资和加薪，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从美国税改方案本身看，其不确定性仍然很强。尽管像税收基金会等一些机构估计，税改能够使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实际薪酬增加，还能创造不少新的永久性的全职工作。但给出的数据差距较大，比较混乱，可信度不高。而美国智库TPC的最新报告显示，综合考虑劳动力供应、储蓄和投资等总需求因素后，长期看，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不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有可能诱发更高的通胀。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计，税改将令美国联邦收入从2017年到2027年减少2.4万亿到2.5万亿美元，从2027年到2037年减少3.4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这会导致在接下来的10年中增加美国预算赤字1.5万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税改短期内能够成功刺激经济，吸引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也使企业更愿意在美国投资，对中国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但长期效果仍然不被看好。
特朗普矛头所向及中国该如何应对
美国对中国的外溢影响日渐受到重视，主要原因并非美国的影响力在扩大，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因此，中国在一些方面与美国的市场竞争更为直接和激烈。基于此，中美两国政策变化对对方的影响变得更大，双方也会对对方的政策变化更为敏感，中美双方都要适应这一点。比如1980年，美国的GDP是28625.05亿美元，当时的苏联是9412.72亿美元，中国仅是1894.01亿美元。美国是苏联的3.041倍，是中国的15.113倍，差距太大，美国把苏联拖垮了。但是2016年，美国的GDP是185669亿美元，是1980年的6.486倍；中国是112029亿美元，是1980年的59.149倍。而美国的GDP总量仅仅是中国的1.657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到美国的60.34%。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因如此，美国才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应该说，这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常态，中美双方应正确对待。
有些经济学家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效立竿见影，有助于树立有能力成功执政的良好形象。弄好了，竞选连任都水到渠成了。但是，美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总统的头上还套着20万亿美元的巨额政府债务，要想搞项目，只能发债。但要发债，立刻就得面临突破政府债务限额的问题。往届政府就曾因出现这种悖论局面、多次不得不停摆的现象。面对充满敌意的民主党，特朗普只好退而求其次，硬着头皮搞大幅度减税，希望借刺激经济增长之机，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可是，美国企业都是高杠杆运作，从债券市场融资。税率是每年调整一次，国债利率是随行就市随时调整的。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化比税率快得多，还没等减税兑现，上升的利率就冲销了减税带来的好处，结果还是穷于应付危机，无力投资美国企业和项目。并且减税初期，铁定是消减财政收入的。一般政府尚难应对，况且巨债缠身的美国政府呢？再者，减税是双刃剑，如果再和加息、缩表搅到一起，失控的风险极大。很有可能出现财政收入下降、政府揭不开锅的情况。
应该说，特朗普大幅度的税改对世界各国都形成了巨大压力。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朗普正式税改方案出炉之前，就已经在谋划自己国家的税改应该怎么办。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总的原则是用税收杠杆撬动绿色发展。虽然中国财税改革方向不是大规模减税，但结构性减税空间还是有的。而且，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国务院已经推出包括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创投企业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等六方面的减税举措。下一步中国税改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直接税改革，并且结构性减税、企业减负、规范非税收入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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